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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簡介】
做為一個愛國者，重要的政治家，和不辭鼎鑊捍衛言論自由的台灣知識份子，這一部「魯莽書生」李萬居的生史，鮮活地呈現了早期在台灣孤軍搏擊，反對國民黨法西斯獨裁的民主化運動中，色彩最鮮明，性格最獨特，際遇最富悲劇的人物像。
【台灣版序】
去歲秋季，這部傳記經廈門大學出版社出版面世之後，迄今未及一年。作者楊錦麟教授依據這部書出版後的各方面反應，進一步查證了相關的史料和內容，做了若干修定增補，足見作者治學態度的嚴謹認真。這部書的內容應是準確可靠，可信程度頗高，對於一位學者而言，應是一件值得欣慰又慶賀的事！
拜讀過這部傳記的台灣人之中，已有人說此書應由台灣海峽「此岸」的人來寫，因為它會對於「此岸」人是有較大的意義和價值。作為台灣人，我一直懷有研究台灣政治發展史的興趣。但是有一段長時間內，時而考慮這類課題的「學術市場」，時而顧慮研究資料的不足。我曾經走遍世界各地圖書館，在收集自己手上課題有關資料之時，也順帶查閱書架上關於台灣的資料，卻始終無緣自己動手，迄今尚未確定一個有關台灣政治發展的研究課題。
台灣在一九六Ｏ年代末期經濟起飛，在工業東亞裡佔據重要地位，另全世界刮目相看，因此有關台灣研究課題，自然自有其本身的吸引力。台灣又經歷另一個「奇跡」：台灣在政治上脫胎換骨，沒有流血動亂，走上政治民主化的道路，引入競爭機制，結束了壟斷的局面，開創了一個「雙贏」的格局。這民主化過程成為比較正治學裡的的熱門課題，頗值得學者和研究者的注意。
一九八五年，我應邀到廈門大學台灣研究所從事學術訪問，就戰後台灣政治發展做了一個理論框架式的探討，就教於該所的學術前輩，受益良多。訪問之後，舉加到武夷山一遊。時楊錦麟教授抽出寶貴時間結伴同行，從廈門到福州的列車上，就台灣諸課題（特別是有關黨外民主人士的問題）談了大半晚。這次學術討論都在武夷山水與品賞岩茶之際淡忘。
楊錦麟教授此次傳記的研究計劃，是我在以後通訊之中得知的。以人物選題，可以避免涉及的問題過份繁多而觸及事物過為廣泛的難題。但是以先父李萬居先生為研究課題，卻未必可以將研究工作量減輕太多，因為他的經歷反映站前台灣和大陸的文化互動；中西之間的交往關係；以及戰後台灣政局的發展。如此的課題，對於一位認真嚴肅的研究者而言，應該是一件工作量頗為沉重，但又有價值的研究項目。
楊錦麟教授構思這本書的大綱之際，我有幸被詢及書中涉及問題的各種反應；在蒐集資料之時，我亦協助查核一些殘篇破簡中記載的文句；書成之後，又權充「試讀員」，就力所能及的範圍，提供「口述歷史」的資料。本書裡不少論點與分析，我在他撰寫過程裡並不完全同意，因此反復商榷討論者時而有之。但我必需承認，楊錦麟教授頗具理論方面的構思能力，並且對於實證現象表現出敏銳的洞察力。凡此尚可留待讀者閱讀此書之時，再做評價。
先父李萬居先生大部份事業與政治經歷都形成在我成年開始就業之前，因此未及細加瞭解。由於楊教授纂寫這部鉅著，從研究到落筆撰寫的過程，我都略盡棉力提供協助，倒給我一個機會追溯先父思想歷程和辦報問政的前前後後，不妨在此談談個人感想，以供讀者們參考。
作為一個政治學家我在這部傳記裡學到不少新的東西。首先，我印象較深的是戰前台灣與大陸文化互動頗為密切，當時中國文化思想之開放與活躍，我拜讀此書深受感染。雖然在日據時代，台灣當時仍然是屬於「文化中國」的一個組成部分，因此先父到大陸求學，在文化層次上倒沒有適應上的困難。這傳記反映出當時「文化中國」一些質量的變化，由於大一統滿清帝國的瓦解崩潰，舉國人民「殊途同歸」地尋求一個共同出路，造成一個「百化齊放、百家爭鳴」的局面，直追先秦政治思想開放活躍和光彩燦爛的狀況，又如哈伯姆斯（Jurgen Habemas）所謂「公共範疇」，那既具理性又具批判的精神，是戰前「文化中國」最具價值部分，影響先父一生。日後辦報問政時他這種服膺「公論」的精神，必是與浸潤於「文化中國」的經歷有關，無怪乎「海峽清波任暢流」仍然是他至死不渝的信念！
其次，先父李萬居先生在政治參與面提供了新一代年輕政治家一個好的榜樣。無可諱言，他的問政是基於作為共和國一介供民的的身份，以「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氣慨；以憂樂天下的胸懷，就公民的參政權一而再、再而三的提出訴求。在他參與過程裡，他和其他有志人士一樣，主張一個公正又乾淨的選舉過程；為了保障參選權利與機會，他主張集會和結社（包括組黨）的自由。雖然他的政治活動以新黨運動終結，但卻孕懷了二十年後台灣政黨政治和多黨政治興起的契機。
做為一位省議員，先父李萬居先生為選民服務方面的貢獻是值得讚許的。凡是選區選民的合法權利，不分貴賤，不論是屬於個人與地方，他都以二十四小時隨時應召精神全力以赴；在議壇上，他不斷提出有益選民的議案，從不放棄督促政府的機會。他的質詢（包括總質詢），正是反映廣大選民對於當時政治問題的關注。感到欣慰的是，今日不少有志從政人士，包括近親、至交和同鄉的子女們，都受到他這種公民問政榜樣的影響，鍥而不捨，再接再勵，做一個認真、負責、又作風正派的政治家。
先父李萬居先生問政的經歷也預卜在中國的土壤上，一個「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的興起，並形成一個「沛然莫之能禦」的大潮流和趨勢。當然，任何國度裡都有社會（凡非國家機構範圍內的組織與活動都可包括在內）。同時，任何國家裡都有「政治社會」。但是在現代中國政治發展史哩，從政治社會發展為「公民社會」，畢竟是一個艱難的過程。
由於特定的歷史社會背景，在中國，一講到人民在政治上的角色，往往有兩個亟待改善的偏向：一是在傳統的威權主義影響之下，人民往往變成「臣民」。他們只是於當柏揚先生所謂「三作」（作之君、作之父、作之師）的對象。另一是現代政治興起，人民往往以羣眾的身份參與政治，成為被鼓勵、被領導和被動員的對象，因此「羣眾」可圓可扁，政治上可塑性很高。在革命時期，有英明的領袖，有正確偉大的革命黨，羣眾應可以發揮其歷史巨變的作用。然而到了正規化、制度化、法律化的和平時期，從「羣眾社會」發展到「公民社會」是一個必要的過程。共和國的公民要當家做主，要頂天立地。從羣眾到公民，先父李萬居先生問政十八年，他為做共和國一介公民做了相當的努力，做出了巨大的承擔。
就先父李萬居先生的「政治定性」，免不了是要以民族主義者來劃句點。因為貫穿他辦報和參政所有活動的背後的起點，是當時在日據下的台灣需要尋求政治出路與前途命運有所訴求，需要形成公論共識，因而形成那具有理性、批判性的「公共範疇」。而一個具有生命力、嶄新的「文化中國」的成長茁壯，仍然要建立在「百花齊放、百花爭鳴」基礎上。先父李萬居先生民族主義的信仰，是從共和國的全局出發，以公民的立場為起點。他贊成民族統一，但是他希望中國在思想開放、民主法治的前題之下談民族統一和共和國的再造！
楊錦麟教授這本傳記，資料頗為豐富扎實，就其論點和學術看法而言，即使來日有新資料出現，恐怕無法推翻他的結論，因此我在此無意對楊教授的結論提出修正案。但是就我記憶所及，在此補述先父生命最後幾年的未了之事：一是他尚希望身體略好的時候再辦一份雜誌；另一是他希望寫一篇「告台灣青年書」。看來他臨終上有訊息要傳遞，仍然有期望要寄託。拜讀這部傳記後，做為家屬，不禁感想萬端。但提升到政治層面，即使他未能完成這兩件未了的事，應是了無遺憾。因為他的訊息和期望最少在台灣已有了著落，並且在兩方面已經有了良好的開始──一是思想開放，另一是政治民主。更重要的是尚有大批新一代勇於承擔、具有責任感、又有能力，而且又作風正派的政治家們湧現。這應是他身後足堪告慰的事！
李南雄（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教授）
一九九三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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