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劫走了全球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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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走私正改變世界

這是我們知道的事，但還有些事我們不知道。

我們知道的事實是二十世紀的最後十年改變了世界，新創意和新科技的浪潮突如其來地爆發，改變各地的政治與經濟，數十億人的生活隨之轉型。蘇聯的崩解導致共產主義遭唾棄，自由政治與自由市場受到世人前所未見的歡迎。結果，九○年代成了一段見證創意力量的歷史。

這段期間科技的變遷速度也超乎世人的意料，新科技使世界變小，距離與地理分隔的重要性大為降低。在九○年代唯一下降速度比船運費率快的是世界各地的電話費率。到過去極昂貴或政治禁制的地方旅遊，一瞬間成為百萬人尋常的經驗。這股浪潮對政治的影響與對經濟的影響一樣巨大，民主政治在九○年代大幅擴張，實施選舉制的國家數達到歷年來最高紀錄。股市交易、國際貿易、國際資金流動，以及電影、書籍、傳訊和跨國境的電話數量都前所未見。

這是我們知道的部分，是我們親身參與，也是許多書籍的主題和無數媒體報導的故事。但另一個故事在同一時間發生，雖然一樣關係重大，卻鮮為人知。

這是一個有關走私，或者可以直接說是犯罪的故事。九○年代，走私客變得比以往更國際化、更富有，也更具政治影響力。全球性的犯罪不僅數量增加，也因為獲取的暴利大增而形成一股強大的政治勢力。我們賴以觀察世界政治與經濟的鏡頭，也急需跟隨這種轉變而調整。
在全球犯罪網絡興起的背後，是威力極為強大但往往被忽視的全球化動力，這股動力即為本章的主題。九○年代的改變不僅賦予罪犯力量，同時也削弱負責對抗他們的機構。國際行動力提升，加上各種市場通往以疆界劃分的主權國家所提供的機會，使犯罪網絡欣欣向榮。對罪犯來說，國界創造了生意機會和方便的庇護，但對追緝罪犯的政府官員而言，國界往往是難以跨越的障礙。國家主權的權威反而變成政府的負擔和束縛。由於這種不對稱，在政府與罪犯的對抗中，政府成為體制下的輸家，世界各國皆是如此。

這種現象隨處可見，對我們的日常生活已造成明確且有形的影響。今日的非法交易遍及富裕和貧窮的社會，舊有的走私和掮客再度振興，全新的交易方式則正在萌芽。一些我們認為早已絕跡的非法商務形式，像天花般再度蔓延開來。

以應該早已絕跡的奴隸為例，如今以非法移民為了償還掮客債務，而被迫從事賣春、僕役和農場工作的形式存在。確實有許多外國工人是自己選擇成為非法移民，但有更多人是被誘騙而落入火坑。罪犯從非法移民市場所獲得的暴利高達數十億美元，奴隸只是全球跨國人口交易的一部分，據估計每年人數至少有四百萬人，其中大多數是婦女和兒童，交易值達到七十億到一百億美元。全新的交易路線已經打開，把前蘇聯國家、南亞和東南亞、西非、拉丁美洲、西歐和美國結合成一個奇形怪狀的網絡，裡頭包含招募、宣傳、勒索、暴力、運輸、安置所和線上調度各部分，可以取得任何想要的年齡、國籍或身材特徵的「工人」，並在短至四十八小時內跨洲運送到任何地方。

再以毒品交易為例，我們還在談論毒品「卡特爾組織」，但今日的毒品業已停止類似組織犯罪的舊式運作，改以更靈活且較難追查的方式進行。而且，生意日益興隆，在推翻塔里班（Taliban）政權的戰爭後，用以製造海洛因的原料鴉片在阿富汗產量急劇增加，過去較為人所不知的地方如哥倫比亞，鴉片的生產也大幅成長。另一方面，甲基安非他命和卡門（Kemine）與搖頭丸（Ecstasy）等「派對藥丸」大量湧入市場。全球毒品緝獲量在一九九○年到二○○二年間幾乎增加一倍，且消費量沒有減少的跡象。事實上，東南亞出現派對藥丸激增的情況，新交易路線經過的國家如巴西、奈及利亞和烏茲別克正與前所未見的成癮率搏鬥，而在美國的海洛因與甲基安非他命泛濫則已達到危機的程度，超越八○年代末期的古柯鹼。這些情況都發生在人類已投入前所未見的龐大資金、科技和人手，向跨國毒品交易宣戰。

同一時期，國際軍火交易也已歷經突變，且大部分轉為地下交易，預告了一些不祥的徵兆。在冷戰時代，軍火交易與強大的政府關係密切，通常政府透過少數幾家大公司，以戰鬥機、驅逐艦或彈藥來攏絡忠誠的國家客戶。值至今日，這類軍火交易仍然為數龐大，但以小型軍火和輕型武器活絡的私人交易為主，如肩式飛彈、AK-47 機槍和火箭筒。根據聯合國的資料，自一九九○年來，小型軍火交易曾被用來協助世界各地的近五十場戰爭，特別是在非洲（但不限於非洲）。大量的冷戰時代庫存貨流入市場，今日有成千上萬沒有正式名義且形跡隱密的商人，從事這種昔日只有大公司為政府服務的交易。世界各地的民間武力、非正規軍、游擊隊和包括民間保全業的各種新組織，都因為犯罪率激增而欣欣向榮，提供了小型武器交易滋長的沃土。然而，在這一切的背後更令人擔心的威脅是製造核子武器的知識、設備與原料的國際非法交易。
雖然「失散的核武」（loose nukes）未必會出現在每個街角，但仿冒品（另一個非法交易大幅成長的領域）卻有攻占街頭之勢。仿冒的衣服、化妝品、光碟，甚至摩托車和汽車，正在世界各地以前所未見的速度生產和消費，而使用者往往知道是冒牌貨。音樂和影片被任意拷貝和下載發生在無數家庭，在大學宿舍更是司空見慣。軟體製造商最怕「一片光碟」（one-disc）效應，只要一片仿冒光碟就能大量繁衍，迅速蔓延全國，把正牌產品趕出市場。然而即使是在美國或歐盟這類極度重視智慧財產權的國家，受歡迎的軟體和作業系統盜版率高達四分之一也很常見。

仿冒猖獗，沒有產品可以倖免於難。遭仿冒的藥品包括從可以救命的學名藥，到因為含有汽車防凍劑而在海地（Haiti）害死數百名兒童的致命假咳嗽藥。在這些非法交易中，政府官員和高級軍事將領的涉入不僅常見，而且還是不可或缺的角色。

九○年代蓬勃發展的金融業也未能免於攻擊。洗錢和逃稅緊緊跟隨國際金融體系的成長腳步，甚至發展得更快。一九九八年，當時的國際貨幣基金（IMF）總經理康德蘇（Michel Camdessus）估計，全球的黑錢流動約占全球經濟的二％到五％，其數量高得「難以想像」。不過最近的估計已把洗錢規模提高到占全球國內生產毛額（GDP）的一○％。黑錢已經占了全球經濟很重大的一部分，顯然現在是我們該擴展想像力的時候了。洗錢的活動已進入金融體系的核心，不再侷限於像開曼（Caymans）或曼島（Isle of Man）這類偏遠的「境外」島嶼。快速的交易、綿密的網絡與無遠弗屆，使得假帳戶、設立門面公司、藉迷宮似的媒介和交叉運用合法與非法管道的作法變得十分常見。曼哈頓或倫敦金融中心已經和萬那杜（Vanuatu）或古拉索（Curacao）一樣，是對抗洗錢的第一線。

活絡的違法交易還不止這些。在南非和辛巴威非法宰殺大象取得的象牙，公開在中國的廣州展售。從巴西到南非各地出售的活體腎臟，經過以色列掮客網路上的招攬，被移植到德國顧客身上。古代印加或印地安古物從保護遺址被竊走，賣到巴黎和倫敦的博物館。穿山甲和蟒蛇等稀有動物，破壞臭氧層的化學物質，長期失竊的馬諦斯（Matisse）與雷諾的繪畫，充滿水銀的廢棄電腦零件被傾倒在環保法令管轄不及的地方，非法開採的鑽石從內戰區走私出境，所有東西都在欣欣向榮的全球市場待價而沽，而且以極有效率和天衣無縫的方式融入合法市場，利用的是相同的工具，且往往經由相同的供應商、運輸業者、金融家、批發商、仲介商，乃至像你和我的最終消費者，以致於它們的存在極易被忽視。

非法交易己打破國界，滲入每個人的生活。我們再也無法確知購買產品時受益的人是誰，我們的投資支持了誰，也不知道哪些原料或金融關係，可能把我們的努力和消費與我們痛恨的目標或行為扯上關係。這是非法交易商的勝利，而這種勝利則為他們帶來難以估量的獲利，以及前所未見的政治影響力。

獨一無二的毒品生意

每一門生意都有固定的角色，毒品生意也許更是如此，例如毒品販子、情報員、毒梟、首腦，這些人我們在電影裡都耳熟能詳。我在墨西哥邊界小鎮一家優雅的餐廳遇見的那個人，完全不符合那些形象，但像他這樣的人在今日的毒品交易中扮演著關鍵角色。他們難以辨識，因為他們隱身尋常人之中；他們也難以過濾，因為涉入這門生意只是他們事業的一部分，混雜在其他合法商務中。他們從事非法交易幾乎都因為偶然——在意外中闖入一門獲利好得令人難以拒絕的生意。

阿方索（假名）是一位六十幾歲仍精力充沛的男人，也是一個得意的父親。他在我們的午餐談話中告訴我，他的兩個小孩都已從美國的大學畢業，而且他強調是榮譽學生，現正在墨西哥市擁有成功的事業。他說他的家族長期經營一家中型的建築公司，直到九○年代中期，阿方索發現自己「無意中」就跨入了「運輸」生意。

阿方索初次得知毒品走私的細節與運作，是在他了解公司內卡車司機高流動率背後的真正原因時。他發現，只要夾帶少量的毒品闖過邊界一趟，他的司機就能賺到相當於一年的薪水。可想而知，這些司機經過幾趟下來，開車的工作就變得可有可無或不再吸引人。阿方索也在調查中發現，放款給司機購買毒品的人是當地生意圈的新興成員，同時也是一位知名的政治人物，從放款中賺取龐大的利潤。這種放款風險很小，因為司機很少被抓。況且，在重視信譽的環境下，還款是件大事。阿方索說：「後來有一天，幾乎是出於無聊和好奇，我告訴一位信得過的員工說，我知道他利用我們的卡車走私，並且要求他分一些利潤給公司，他一口就答應。接下來的事就不用說了。」

他繼續說：「從此以後，我涉入的次數愈來愈頻繁，主要是當融資者，雖然大約每個月只做一次，獲利卻是我們在建築業賺的好幾倍。我還是繼續從事建築業，但是我必須告訴你，在這個城市有時候建築業的風險還比走私毒品闖關還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