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感觸、體會與共鳴
許嘉棟
隨著時代巨輪不斷往前轉動，人類的知識持續進步，各方面的經驗也快速累積；遺憾的是，經濟與金融危機在各地爆發的頻率並沒有因此而減少，風暴的威力與震幅甚且有逐次擴大的趨勢。
幾個世代以來，在金融專家的腦海裡，「拉丁美洲」幾乎已成了「金融危機」的同義詞。克魯曼此書首先介紹阿根廷與墨西哥等國在一九八○末以前的金融危機與經濟改革簡史；其次說明爆發於一九九四至九五年的墨西哥與阿根廷金融危機；接著談論在一九九○年代整整失落了十年、長期無法自流動性陷阱脫身的日本，以及於一九九七至九八年間肆虐了近半個地球的亞洲金融風暴；最後以近三分之一的篇幅，分析、說明次貸風暴與金融海嘯之成因，以及政府宜有之因應與制度改革。
除了對以上各主要經濟或金融危機之描述，書中對各國財金主管機關（尤其是中央銀行）所採取的措施，以及IMF予風暴受創國之政策建議等，都提出了不少鞭辟入裡的評論。本書對所有關心國際金融、經濟改革、金融危機與中央銀行政策等議題的人士而言，都是值得仔細研讀的一本好書。
我個人在一九九六年至二○○○年曾服務於中央銀行，實際參與過台灣對抗亞洲金融風暴之役，近幾年又在大學講授國際金融課程，故對克魯曼書中提及的諸多現象與觀點，頗有感觸，且能體會而起共鳴。我謹提出主要的五點：
1.在經濟全球化下，各國間透過貿易、投資與資金往來，已形成休戚與共、福禍同當的緊密關係。經濟學上的所謂「外部性（externalities）」，充分顯現在各國景氣之關聯性上。任何一國皆難獨善其身，自掃門前雪，故國際間不僅平日的政策協調溝通有其必要，值此金融海嘯變局，各國更應抱持同舟共濟精神，同心協力提升景氣、突破困境。
2.書中對現代的中央銀行處於「三者不可得兼（impossibletrinity）」之困境，有極其清楚的說明。各國央行應該視該國的主客觀環境與條件，因地、因時制宜地在「維持匯率穩定，維護貨幣政策獨立性，以及開放資金自由移動」三個願望中做適當取捨。此抉擇難有放諸四海皆準之準則可資遵循，這更突顯了現代央行之難為。
3.何以經濟與金融危機在各地持續發生？除了健忘，未記取教訓，或是未真正了解問題的本質，以致學錯教訓，忽略隱含的警訊之外，經濟體系的變革引進了新種的潛藏危機因子（有如新生的變體病毒），世人未注意及之，預為因應，更是主因。
4.現存經濟體系裡的一些機制，包括抵押保證制度、槓桿化與去槓桿化之循環、忠誠反映資產市場價值之會計制度要求、市場心理與預期的自我應驗與強化過程，以及投資人的群體效應現象等，皆可能成為加深景氣循環、市場不穩定之源頭，足以將一國的微小政策錯誤，轉變成衝擊全球的重大經濟災難。故而，各國之政策制定應更審慎；如何緩和上述各個機制對景氣波動幅度的擴大作用，也有必要事後納入檢討。
5.國際金融制度與規範，長期以來由歐美先進國家主導。在亞洲風暴期間，歐美各國與IMF嚴辭要求亞洲各國應加強金融機構資訊透明化，並強化金融監理。諷刺的是，此次金融海嘯的主要導因之一，卻是源於歐美各國疏於將活動隱密、規模龐大的非存款金融體系（書中稱之為平行或影子銀行體系，包括投資銀行、對沖基金、共同基金，以及其他金融安排等）納入監理，不僅無法確切掌握其規模、活動，亦未要求該類體系建立足以保障金融活動參與者的安全網。
另外，克魯曼在書中反覆強調，當前各國政府應儘速採取所有必要的手段進行金融紓困，並擴大公共支出，以重建信心，及早令全球經濟自衰退脫困，即使留下龐大的債務予後代子孫，亦在所不惜。我個人固然認同在非常時期應有非常作法，對處於病危狀態的世界經濟，有必要及時施以強心劑的想法，但各國政府仍應對所推出各項救援措施的成本、效益，以及未來的可能後遺症，做必要的評估。
又書中對「供給面經濟學」提出一些批判，個人認為似乎無此必要。終究各學派的主張與政策建議，多是因應該時代之需要，為解決該時代面臨的問題而產生。當環境與問題改變，政策即有必要相應調整。換言之，政策沒必要拘泥於學派與意識形態，須能因時、因地制宜；只要能有效解決問題，後遺症又少，就是好的政策。（本文作者為台灣金融研訓院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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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失靈的年代尋得偉大的經濟學家
朱敬一
保羅．克魯曼絕對是當今世上最耀眼的經濟學家。在二ΟΟ八年渠獲諾貝爾經濟學獎之前，他早已是全美知名的《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克魯曼筆下犀利詼諧，常能用尖銳幽默的筆調，戳弄共和黨當權派。許多人認為，未來的十年將會是克魯曼叱吒風雲的年代，良有以也。克氏多年前即看衰亞洲新興國家的經濟，而後果不其然，一九九七年亞洲金融風暴橫掃馬、泰、韓等諸國。二十世紀末有人預測美國道瓊指數將上看三萬六千點，克魯曼當時就嗤之以鼻。在此次金融海嘯侵襲之前，許多美國學界(包括諾貝爾獎得主)、政界大老都認為，景氣循環基本上已經不是大問題，而經濟成長才是重要課題，但克氏卻獨排眾議，不斷提出美國經濟泡沫即將破滅的烏鴉論。在絕大多數經濟學的課堂上，教授們由於久處安逸，都將「政府支出可帶動國民生產毛額倍數成長」的凱因斯乘數論當成「童話故事」，唯有克氏在認真的鼓吹。一年前，許多人都將克魯曼視為某種凱因斯學派的極端，但到了二ΟΟ九年的今天，事實證明他幾乎都是對的。
這一本《面對失靈的年代》是由克魯曼若干舊著添加第七、八、九、十，四章改寫而成。在前六章克氏記述了拉丁美洲、日本、亞洲等地經濟蕭條的背景與經過，作為鋪陳這一波全世界大蕭條的序曲。拉丁美洲、日本與亞洲的情況雖然小有不同，但也都有一些共同的基調：(一)這些國家都有一些經濟基本面的毛病(例如裙帶資本主義、外債比例過高等)長期未能改變；(二)這些國家無視此類弊病，卻持續地擴張或成長，吹升了某種泡沫(例如房地產、股票)；(三)最後，這些泡沫終將崩塌，遂造成一波蕭條。泡沫塌得快如韓、馬等國，則回復也快；若跌得慢如日本，則就一拖十餘年，且近乎零成長。
除了前述三點共通的經濟特質外，晚近的泡沫還要加上資訊時代的衝擊與全球化的擴散效果。在資訊時代，訊息流轉極為迅速，因此即使是無所本的雜訊或預測，只要經過足夠的渲染，也能變為推波助瀾的威脅，是之謂「自我實現的預言」(self-fulfillingprophecy)。例如一九九七年的香港，即使其經濟體質健康，也一樣難逃投機客的狙擊，險些躺平。此外，全球化時代跨國資產持有實如家常便飯，這也使得某國的金融風暴極可能跨境而影響他國。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引發了當今七十餘年僅見的經濟大蕭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