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阻狂輪──潘霍華生命史
◆蕾娜特 • 溫德博士(Dr. Renate Wind)著
◆陳惠雅 譯 王貞文 校定
在德國,並沒有很多基督徒願為猶太人吶喊。大部分的猶太裔牧師都準備要離開他們的職位,其中一位是恩斯特.弗萊陶(Ernst Flatow)。萊茵省福音教會監理會評定他的狀況:「弗萊陶在外表及本質上,尤其是他的眼睛,看起來具有猶太種族特有的外表特徵,因此不可以擔任教會的工作。」9一九四三年,他在集中營裡失去蹤跡。
納粹從一開始就豪不猶豫地進行對德國猶太人作戰的計畫。一九三五年,「紐倫堡種族法案」(Nurnberger Rassegesetze)使得猶太人變成沒有權力的公民,在電影院、游泳池、餐廳及大學裡,四處掛著「不歡迎猶太人」的牌子;「異族婚姻」被禁止,「雅利安人」和「猶太人」之間的愛情會被拆散。迪特里希的雙胞胎妹妹莎賓娜嫁給猶太人,她敘述說:「有一段時間,每一次的門鈴響聲都會使我神經緊繃,因為將近晚上時常會有猶太人『被訪』,據說其中有些是身著睡衣被驅趕過街,有些是被接走的……人們根本就像失去法律保護一樣。」
同時,畢勒費德(Bielefeld)的國家警察局報告指出,認信教會的領導人基本上「贊同國家對猶太問題的立場」11,雖然他們為猶太人的宣教及洗禮提出辯護,但是他們也認為,對抗國家民族之「仇敵」及「害蟲」的猶太政策是有道理的。更明顯的是,在帝國教會委員會統一後,有些「溫和」的基督徒做出立場聲明:「我們福音教會沒有猶太人,比任何其他教會都還乾淨」12,符藤堡邦主教烏姆一九三七年在斯圖嘉特的奉獻堂(Stuttgarter Stiftskirche)如此宣告。
因此,教會爭戰的前線衝突再度升高,那些信仰前鋒的激進人士現在不只在社會上,甚至在他們的教會也處於劣勢地位;不少個別的基督徒也與他們一起擔當任務,按照良知來做事,並且是在沒有教會領導、祝福的情況下。當他們隱藏猶太朋友、支援受政治迫害的人,或者在崇拜裡為被捕的牧師禱告時,他們的行動完全得不到背後的支持或教會的保護。因此,這個激進的宗教運動漸漸成為國家鎮壓的目標。
「認信教會」對國家鎮壓的反對甚弱,他們也沒有盡力反對逼迫猶太人之事。柏林的策倫多夫區的「內在宣教會」(譯註:「內在宣教會」是當時德國的基督教社工聯合會)主管馬嘉.默依色(Marga Meusel)提醒人們應與「非雅利安」的基督徒團結共處,她徒勞地呼籲:「教會怎麼有辦法一再歡樂地做出支持納粹國家的信仰宣告呢?這種宣告是政治性的,教會這樣做就是敵視部分教友的生命。」
只有「認信教會」裡那些還緊緊攀住緊急教會同盟的激進派,決定要表白立場。這將是惟一正式的教會宣告,他們控告納粹國家損害人權。這篇宣言將帶來教會爭戰中第一個死亡事件。
在宣言的第二稿上,迪特里希.潘霍華的筆跡清楚可見。他除了譴責德國基督徒在公共生活失去見證外,還論及法律的不確定、國家專制及反猶太主義:「當基督徒被壓迫在納粹的世界觀下,被強迫接受反猶太主義、被逼著恨猶太人的時候,他們能以基督『要愛鄰舍如同自己』的誡命,與之對抗。」他的語調非常小心,整篇文章像是一篇專題報告,並且應該只呈給希特勒。「我們在這篇文章裡要告訴『領袖』的事情,都是我們職責所在必須告知的。而教會是在神的手中。」
眾人想先等看看「領袖」的反應,再將專題報告的一部分透過講壇向大眾宣告。但希特勒一直沒有做出反應,而臨時教會的領導也不想將他們與國家的衝突由己方開始擴大。直到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三日,這篇神學文獻在《巴塞爾新聞報》發表,其效果猶如炸彈在教會裡爆炸一樣。
還沒有人知道那份秘密文件是怎麼流到國外。但是每個在宗教運動裡的人,都知道公開這份文件的下場:整個教會馬上會被牽扯上「叛國」的罪名。「路德教會委員會」與一直不妥協的兄弟會終於決裂;而兄弟會的人在反抗的準備過程,除了怕被懷疑為一群「沒有祖國的臭小子」之外,什麼都不怕。他們匆忙地撇清自己與外國新聞界可能得到專題報告的關係。
懷疑馬上落到一個人身上,只有他保有文件的兩份複本。菲特烈.魏斯勒(Friedrich Weisler)是一個學法律的博士生,並且是猶太出身的福音教會基督徒。納粹將以前的地方法院主管驅逐,之前緊急教會執政會將他聘任為法律顧問,他現在是臨時領導組織的文事處主任,對納粹而言,他正是最理想的代罪羔羊。因為結果證實,他至少間接牽涉這件事情,即使是自己人,也無法再保住他。在被監禁之後,臨時教會領導組織將他開除,真的把他當罪犯看待。
事情的真相後來漸漸明朗。迪特里希的兩個學生後來將整個報導事件慢慢查清:原來肇事者是助理牧師威爾納.科赫,他長久以來已經和牧師恩斯特.蒂利希(Ernst Tillich)接管「認信運動」的非正式新聞工作,他利用魏斯勒將文件借給他翻閱的一個晚上,自行將這篇文章抄寫一遍。事實上他只被准許擬出一份短短的公報,然後就得將之歸還。當這份文獻快被遺忘時,蒂利希卻將原文的字字句句都公布出來。三個月之後,魏斯勒、蒂利希及科赫都被拘捕,一九三七年二月被送進薩赫森豪森(Sachsenhausen)的集中營。
一個星期後,菲特烈.魏斯勒就死了。身為一個「純正猶太人」,他一開始就與其他兩個人分開,並且被送進惡名昭彰的監獄裡。被送到那裡的人,很少能活著出來。魏斯勒遭受納粹黨衛隊員虐待的酷刑達七天之久,最後死於區域領導蔡德勒(Zeidler)的長靴之下。第一個為認信教會犧牲的是個猶太人。
今天我們很難去論斷「認信教會」的矛盾政策。他們徘徊於對國家的忠誠與抗議的性質之間,但他們也有自己要追求的目標:在極權統治下為教會爭取生存空間。如果把他們的情況理想化,就像那些不加分辨的批評一樣不恰當。當時除了在「魏斯勒事件」上教會完全失敗之外,還是有團結之聲與抗議的行動。
威爾納.科赫的未婚妻從柏林給她父母的信中寫道:「追思禮拜是由牧師漢斯.阿思慕森(Hans Asmussen)帶領。之前蓋世太保就曾問說:『你們想要示威抗議嗎?』在很多穿著長袍的牧師主持葬禮之後,墳墓馬上就被拍照。黨衛隊的人看守墓地達十四日之久(他們想避免人開棺驗屍,以便遮掩真正的死因)。『認信教會』的牧師們一直在講道時宣稱,魏斯勒在二月十三日健康地走進集中營,卻於十九日死在那裡。大家應該為他的太太及兩個小孩代禱……請不要銷毀這封信—但願我們很快就可以從威爾納得到消息。」
在這期間,威爾納正在薩赫森豪森的刑事隊裡,為自己的生存而戰。集中營是一個完全不講法律的地方,據稱這是為了「再教育」,但實際上是「透過工作毀掉一個人」。單單在薩赫森豪森,就有上千人因為生病、營養不良,又同時負擔體力沉重的工作而病倒。黨衛隊專橫的刑訊及謀殺,增加無數的犧牲。威爾納.科赫回憶說:「在移動到集中營大門時,我聽到兩個黨衛隊的人在我後面耳語:『今天輪到那個教士了!』當我們幾乎到達那個工作位置的時候,嘶吼聲已經開始:『牧師,這隻懶惰的豬!必須讓他好好休息一下。臥倒!把頭壓在地上!』他們用眼光示意兩個穿綠衣服的罪犯過來,然後命令他們把大量的沙土鏟到我頭上。這些綠衣人是刑事罪犯,他們的囚服上繡有綠色的標誌。我心裡只想:『原來人死的時候是這個樣子。』我嘗試著不大聲喊叫、不掙扎,也完全不禱告。我就任憑那些事情在我身上發生……」15威爾納.科赫好像經過一場夢境一樣。有一個黨衛隊的衝鋒隊長突然在最後一刻跑進來;他們收到命令不能傷害這些牧師,因為「魏斯勒事件」引起很大的騷動。
將近兩年,威爾納.科赫是在薩赫森豪森度過;能夠逃過這一劫,他得要感謝他的共產黨同囚的團結一致,他們在被囚禁的那些年間,在集中營裡成立一些非法的救濟組織。科赫和許多「認信運動」的人一樣,對左派有成見。以前幾乎所有的人都很怕染「紅」,並且儘量克制自己不與這些人有任何交往。現在這些人卻變得很重要,並且他們往往正是「救命天使」,友誼於焉產生,這是兩邊的人以前沒有想過的。威爾納.科赫可能就需要這種幫助,因為「認信教會」與他保持距離—由於他之前沒有任何教會的委託,就採取政治行動。
但是芬根瓦的人並沒有想要與他保持距離。他們幫助他和他的未婚妻,並且不只是精神支援。當他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被釋放時,迪特里希為他安排一次休養假期,住在波孟省一位大莊園地主家裡。在那漫長的開車旅途中,迪特里希傾聽他的朋友娓娓敘述在德國集中營裡發生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