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20歲的自己，我很清楚自己不要什麼，我不要沒有意義的人生，然而當時的我，並不清楚自己要什麼。1967年，我開始在巴斯特學院（Institut Pateur）工作，追隨剛獲頒諾貝爾醫學獎的法藍斯瓦．雅各布(Francois Jacob)，在他領導的細胞基因實驗室中學習。在那裡，我與當代最著名的分子生物學家共事，包括賈克．莫諾（Jacque Monod，因發現基因轉譯的機制而獲得諾貝爾獎）和安得列．勞夫（Andre Lwoff ，法國的諾貝爾獎得主，1965年生理醫學獎桂冠）。
我也熱愛天文學、滑雪、帆船，和鳥類學；二十歲的時候出版了一本關於動物遷徙的書。我向一位職業野生動物攝影師學習攝影，在週末時到馬鞍濕地（Sologne）和大西洋海邊捕捉野鴨和水鴨的影像。冬天，總是到我故鄉的阿爾卑斯山山坡上滑雪，夏天跟舅舅的朋友們在海上駕船。這種生活是很精彩，但總覺得缺少了什麼重要的東西。1972年，26歲那一年，我對巴黎的生活徹底厭倦。我決定遠離，到印度大吉嶺喜馬拉雅山腳下，去向一位西藏大師學習。
我怎麼會走到這個關口來？之前有緣遇見的這些出色人才，個個都有特殊才能令人羨慕。我也願意像顧爾德(Glenn Gould)彈得一手好琴、棋藝精湛如費許(Bobby Fisher)，斐然成章如波特萊爾(Baudelaire)，但這些人，以人的層次來說，並沒有任何令我羨慕，或啟發我要努力成為他們之處。雖然他們在藝術、科學、知識方面有卓越的成就，但如果說到其他特質，好比利他、開闊性、決心，及生之喜悅（joie de vivre）等能力，與我們並沒有太大的差別。
後來一切改變了。我見到幾位不可思議的人，並在他們身上見證到人生潛能完全發揮後會是什麼樣子。如何形容我第一次遇見康久仁波切？那是1967年6月，在離大吉嶺幾公里外的一間小木屋裡。他端坐著，背靠窗，全身散發出一種內在的善。窗外是一片雲海，雄偉的喜馬拉雅山穿過雲海，聳立在兩萬四千英尺的高度。言語無法形容他所散發的深度、寧靜，和慈悲心。接著三個星期我就端坐在他對面。我當時雖然不懂，但覺得自己正在做別人所謂的靜坐 ，換句話說，就是努力在他面前收拾我自己，試圖看到念頭面紗的背後是什麼。
從印度回家以後，我也在巴斯特學院工作滿一年，我才真正了解那次見康久仁波切是多麼重要的。我發現自己找到了一種真實的啟發，讓我的人生有確切的方向和意義。之後，1967到1972，我每年暑假都會回印度，發現只要一到大吉嶺就會忘記歐洲的一切。回歐洲之後，即便人在巴斯特學院，我的思緒總是飛向喜馬拉雅山。我的老師康久仁波切，勸我完成博士學業，所以我當時並不急，一直等了幾年才下決心定居在我想住的地方，這決定是我從來沒有後悔過。
我父親當然很失望，因為他覺得我的前景一片光明，要放棄這樣的事業太可惜。身為堅定的無神論者的他，並沒有太把佛法當一回事。他說，「我也沒什麼好反對它，因為在諸多宗教之中，佛教不折不扣的態度讓它在最嚴謹的西方哲學家眼中也贏得了一定地位。」之後我們就很少見面了。但他曾經來大吉嶺看我，後來也到了不丹看我。
我們的關係一直很親近。後來當媒體問起，他說︰「我們頭上唯一飄過的烏雲，是亞洲梅雨季帶來的雲。」
我所發現的這條道路，從不主張盲從。我所發現的是，一個既實際又豐富的心靈科學，一種利他的生活藝術，一個有意義的哲學，一個可以真正改造內在的心靈修行。這35年來，我從來不認為自己所為和科學精神相違背。科學精神就是用實證的方式尋找真相。這些年，我也遇見許多人，他們常存喜樂。其實已經超過我們一般所謂的快樂。他們充滿一種深度的覺察力，能透視真相和心的本性，他們充滿對他人的善。我也漸漸了解，雖然有些人天生比其他人快樂，但他們的快樂是脆弱、不完整的。如果要得到長久的快樂，成為一種人生態度，這是一個必須學習的能力。需要長期訓練自己的心，培養一套人格特質，如內心的平靜、正念，和無私的愛。
我在印度和不丹過著簡樸的生活。幾個月才會收到一封外面的信。1979年，頂果法王決定在尼泊爾建寺廟來保存西藏傳統，之後雪謙寺吸引了來自各地的藝術家、大學者、禪修者、慈善家等。頂果法王於1991年圓寂，之後我多數時間住在雪謙寺，協助寺廟主持，也就是法王的孫子冉將仁波切，完成上師的種種計畫。
有一天我接到來自法國的電話，問我願不願意和我父親做一個對談，然後出版成書？我沒太當一回事，當時回答說︰「我沒問題，父親答應就好。」我以為這事就此為止，我想父親這麼一位無神論者怎麼會願意出版一本與佛法僧侶之間的對話？就算對話對象是自己兒子也不會願意吧。我錯了。原來出版商請我父親吃中飯，父親當時的注意力全在那頓美食上。到了吃甜點的時候，出版商提出對話的方式，父親停住了，沈默了幾秒鐘之後回答︰「這我無法拒絕。」於是我安靜、沒沒無聞的生活宣告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