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與形式──茅盾早期小說的現代性展開1927-1930──中國近‧現代文學叢刊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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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簡介：

至今研究茅盾的中國學者，似乎都未能充分地掌握到小說形式的重要性，然而，西方學者卻又太重形式問題，把小說研究僅作為形式上的「敘事學」，未免也有偏差，因為大多外國學者對於史料和歷史背景資料掌握不足。作者的茅盾研究在這一方面的成就，值得欣賞。

書中所深刻闡明的體現在茅盾這一時期作品裡的「長篇小說」的現代性展開與中國特有的、植基於其對「格性」的理解上的「革命性」要求的錯綜複雜的關係，既具體、豐滿地展示了茅盾小說的文學上的成就及其獨特的形態，也同樣具體、豐滿地揭示了它們的失誤及其必然性。

此書就「革命」（作為文學上的trope）和「形式」之間的各種矛盾，作了抽絲剝繭式的辯證分析。作者所秉承的依然是中國學者對於史料的尊重，但他運用史料的方法─作為對照、脈絡或背景─卻靈活而深入。


作者簡介：

陳建華， 生於上海。復旦大學、哈佛大學文學博士。曾任教於復旦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美國歐柏林學院，今為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教授。曾在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台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任訪問學者。著作有《十四至十七世紀中國江浙地區社會意識與文學》(1992)、《徘徊在現代和後現代之間》(李歐梵口述、陳建華訪錄，1995)、《「革命」的現代性——中國革命話語考論》 (2000)、《帝制末與世紀末──中國文學文化考論》（2006）、《從革命到共和──清末至民國時期文學、電影與文化的轉型》(2009)、《雕籠與火鳥(三十年集)》(2011)，另有詩文創作《去年夏天在紐約》（2001）、《陳建華詩選》（2006）、《亂世薩克斯風》（2009）等。


序◎呂正惠

　　我和陳建華兄獨特的交往經歷，建華在台灣版後記略有敘述，這裡就不再重複。我們失聯的那幾年，我一直注意他的著作的出版，先後買到《革命的現代性》、《帝制末與世紀末》、《從革命到共和》，對他的多產與多才備感驚訝與欽佩。今年四月終於在香港重逢，又承他贈送《革命與形式》，更為驚喜。首次見面時，我所以對建華感到親近，是因為他個性直爽、經歷坎坷，也因為他做學問的喜好與我有些相近，《革命與形式》這個書名就完全表現了我們共同的興趣。

　　上世紀八、九年代以後，由於時代的重大改變，現代文學研究的趨勢也大為改觀。有人高喊「告別革命」，有人不屑於研究與革命有關的一切現代文學。「告別革命」，我並不反對，如果從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算起，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中國已經過百年以上的騷動，應該從此進入和平發展的時期，誰也不想再搞革命。但要說以前的一切革命都不對，一遇到革命作家或讚成革命的作家就加以譏諷，而凡是對革命冷淡的作家就大力讚揚，也實在令人起反感。這就好像，以前紅的都是好的，現在白的都是好的，我很難接受這樣的「研究」。建華就不是這樣。他對革命和不革命的文學都很熟悉，談起來頭頭是道，他的立場和我並不完全一樣，但他談的話題我總是有興趣，我不太常碰到，對中國現代文學這麼兼容並包的人。

　　在我成長的階段，台灣還處在戒嚴時期，絕大部分的現代文學作品都屬於禁書。能自由地購買和閱讀這些作品時，我已經過了四十歲，所以不敢再跨行研究中國現代文學。不過，在將近三十歲時，我對盧卡奇的小說理論產生了強烈的興趣。我買了所有盧卡奇著作的英譯本，以我勉強足以閱讀的英文能力，花了許多功夫讀了其中一些。當我開始評論台灣小說時，我暗中使用了盧卡奇理論。後來開始指導研究生寫論文，我希望我的學生能夠研究中國現代文學，以便為台灣培養幾個人才。很幸運的，我碰到非常用功、又肯聽話的蘇敏逸。她的碩士論文寫老舍，到博士階段，我就希望她能夠應用盧卡奇的理論研究中國現代長篇小說形成的過程。她用了極大的力氣，完成了這篇博士論文。以她當時的程度，我對這個成果是相當滿意的。但由於當時台灣的學風極為排斥這種做法，敏逸的論文沒有得到應有的評價，為此我頗感不平。

　　最近幾年，我常有機會想起盧卡奇的理論和中國現代長篇小說的關係，慢慢意識到，不能把盧卡奇的理論套用到中國小說上。兩年前我把一些零碎的想法，寫成一篇隨感式的文章。這篇文章，有幾個朋友表示讚許，這就對我起了鼓舞作用。我很想累積更多的閱讀，以便將來寫出一篇更正式的論文。就在這個時候，我驚喜的拿到了建華的《革命與形式》。他的思考方向，正是我要摸索的。我們共同問題是，中國獨特的現代經驗，如何在長篇小說中找到適當的表達形式。建華以茅盾為例，論證茅盾從《蝕》到《子夜》長期的摸索過程。建華的論述對我啟發很大，我不由得將《蝕》從頭到尾再仔細閱讀一遍，希望能對我正在形成的論述產生更大的促進作用。

　　盧卡奇討論長篇小說最重「整體性」，他認為，小說家對他所描寫的社會「整體性」的掌握與描繪的能力，是小說成敗的關鍵；而「整體性」的核心則是「階級矛盾」，越是能夠呈現社會的「階級矛盾」也就越偉大。在這個基準下，他特別推崇巴爾扎克與托爾斯泰。蘇敏逸在寫博士論文時，我們曾討論過「整體性」這個觀念如何應用在中國現代長篇小說上。我們都認為，「階級矛盾」這個觀念不能看得太死，因為像老舍、茅盾、巴金的作品，就不可能全用這個觀念加以分析。所以，當時就我們把「整體性」加以軟化、擴大化，用以指作家對當時社會的「整體性」看法。譬如，老舍是從市民階層的弱點來看中國問題，而巴金則把大家庭制度所反映的「封建禮教」視為中國的大病，他們的視點不同，由此而形成的小說寫作形式也就截然有別。

　　但是，這樣還是把問題看得太淺了。譬如，蘇敏逸這幾年研究丁玲，她最感興趣的是，丁玲怎麼會從《莎菲女士日記》這麼重視年輕女性個人情緒，最後轉而寫出《太陽照在桑乾河上》這種集體性的土改小說。擴大來講，五四時期比較重個人的傾向，越到後來越被民族、社會的問題淹沒了。這個大問題，看來才是中國現代長篇小說真正的「整體性」問題。也就是說，中國現代長篇小說關心的，最主要的還是國家、民族的大問題，以及在這個大問題下的個人處境問題，而不只是個人在社會的階級矛盾中所面對的問題。譬如老舍的《駱駝祥子》，寫一個出身下層的青年奮力要往上爬升。從西方小說的傳統來看，這是階級小說，是中產階級興起的產物。但老舍卻不這樣寫。老舍最後讓這個好強的、體力好、私德好的祥子徹底墮落，因為他要以祥子的墮落為例，說明任何一種主張個人好、國家就好的看法完全不適於現代中國。小說隱含的主題是很明顯的：中國必須徹底改造。這樣，《駱駝祥子》成了一本寄寓國家前途的寓言式小說，完全不同於西方的階級小說。他對祥子的心理描述，和巴爾扎克對拉斯蒂和司湯達對于連的描寫截然異趣。

　　現在有不少學者認為，中國現代小說這種發展是不自然、不正常的，這種看法並不公平。中國新文學從一開始，就和中國人對現代中國的夢想和期望密不可分的結合在一起。當一個古老的文明國家面對亡國的危機，很少有新文學家只想描寫個人的希望和挫折、夢想和情緒。每一個重要的小說家，都想藉著小說這一更寬泛、更自由的形式，表達自己對於中國現狀的種種批評。相反的，西方近代小說興起時，國家已經成為向外擴展的動力，而個人則在國家與社會中力求發展，個人的慾望也就成為小說描述的重點。而且，根據薩伊德的看法，這種慾望還跟西方近代向海外殖民拓展大有關係（很多西方近代小說都有其例證，我在兩年前的隨筆文中曾舉巴爾扎克為例。）西方小說對個人慾望的重視，最後發展成極複雜的個人心理分析（意識流是其極致）。相反的，在現代中國，這種狀況根本不可能出現，連國家都可能會不存在了，個人的焦慮就逐漸隨著亡國危機的擴大而被吸納進去了。中國現代小說中的個人，往往在民族的危亡與個人的前途之中糾纏不清，小說家不可能把焦點全部集中在個人身上。這是中國的歷史現實的自然表現，不是幾個「革命派」作家蓄意扭曲而形成的，也不是政治指令下的產物（延安文藝座談會的精神，可以視為抗戰歷史現實的產物，所以其影響力也會隨歷史的發展而改變或減弱）。因此可以說，中、西近代小說的發展走著完全不同的道路。

　　從這個觀點來看，茅盾的小說就非常值得探究。跟後來的革命社會小說來比較，《蝕》顯得非常異類，因為它對年輕女性的描述顯然充滿了慾望。你可以說，茅盾從男性的角度「窺視」著女性，但也可以說，女性在解放後完全發散著以往被束縛的生命力。五四運動所釋放出來的個人力量，在女性身上表現得最明顯。但這樣的女性，卻被大革命的時代潮流所捲襲，不由自主的投身其中。像孫舞陽、章秋柳這樣的女性，他們身體的解放和社會革命緊密相連，就完全不同於《娜娜》和《嘉麗妹妹》那樣憑女性身體而追求個人享受或個人前途。現在一般的批評意見可能會認為，如果從個別的女性角度來看，每一個女性都沒有得到充分發展；如果從社會小說的角度來看，女性的個人面又寫太多了。這似乎是一種矛盾。建華的《革命與形式》以充分的資料告訴我們，我們正是以不同時代的眼光來看待茅盾，才會得出這樣的批評。如果從當時的社會情境去看，無寧說，茅盾的寫法是極具時代感的。茅盾在大革命後，所以對大革命的失敗感到困惑，正因為他充分感受到，五四運動和五卅運動後釋放出來各種社會力量是很難加以掌控的，這在《動搖》裡表現得尤其明顯。因此可以說，大革命是誰也不了解的一種渾沌狀態。大革命失敗後，由瞿秋白領導的激進路線茅盾是不讚成的，但他也不知道要怎麼辦，這才產生他的「矛盾」和《蝕》。相對於《子夜》明確的社會見解，《蝕》可以說是從五四的個人解放過渡到未來的社會革命小說的中間作品。《子夜》的出現，證明中國的社會情勢在革命派那邊已逐漸得到澄清。據我看來，《子夜》的思想邏輯和毛澤東的《新民族主義論》已經相距不遠了。如果再進一步思考，《子夜》和老舍的《駱駝祥子》在精神上也有其相通之處，它們都強調社會（或者說國內、外的諸種矛盾）大於個人，個人的命運絕對無法擺脫國內的階級矛盾和國外帝國主義的侵略。不久抗戰爆發，這種情勢有增無減。所以，可以說，《蝕》是過渡作品，《子夜》是開展新型社會革命小說的第一部作品。自此以後，中國小說的社會性日漸加強，個人性日漸減弱，直至改革開放，這種情勢才逐漸改觀。建華這本書掌握了這一關鍵，對理解中國現代小說（甚至全部現代文學）作出了重大的貢獻。

　　建華的《革命與形式》讓我更清楚的意識到我的思路應如何發展，他也許不同意我對他的論著的詮釋，但這正是我讀完他的書最重要的感想。因為時間比較匆促，我沒有從頭到尾仔細閱讀他的著作，而我個人對中國現代小說的閱讀也還極有限，就只能講這一些，實在很抱歉。

2011/11/8

政策宣導

• 為防治動物傳染病，境外動物或動物產品等應施檢疫物輸入我國，應符合動物檢疫規定，並依規定申請檢疫。擅自輸入屬禁止輸入之應施檢疫物者最高可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應施檢疫物之輸入人或代理人未依規定申請檢疫者，得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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